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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化兵大院的往事

发布时间:2019-07-11 07:28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防化兵在解放军诸兵种中(装甲兵、炮兵、工程兵、通信兵、铁道兵),应该算是规模较小的。他与通信兵有些类似,涵盖了陆、海、空、二炮、国防科委等部队,其中每个军兵种都有防化兵的编制和配属,而其他兵种就并非如此了。正因为有了化学武器、和氢弹,各国才开始重视发展这个兵种。最初防化兵直属领导,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兵部领导称主任,与通信兵部相当,貌似正兵团级,后归属为总参谋部领导,称总参谋部防化学部,而后又改称防化部,级别为正军级。随着军队不断裁减员额,防化部又与炮兵、装甲兵、工程兵合并为总参谋部兵种部,改称防化局,级别降为副军级。

  根据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学兵部于1956年1月1日建成并正式办公(按1955年5月20日国防部颁发的编制组建)。地址:北京市新街口外大街小西天一号。从六十年代起,防化学兵部司、政、后机关陆续由小西天一号大院迁往塔院2号,也就是现在的花园北路35号。

  防化兵大院坐落于北京市海淀区花园北路35号(原称塔院2号),大院西邻北京医学院(后为北京医科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南临花园北路,东接花园东路,北近北四环志新桥,那时还没有北四环路和花园东路,大院西侧路是一条羊肠小路,崎岖不平,坑坑洼洼,每逢下雨时则是深一脚浅一脚的,很不好走。当时大院的东、西、北面都是海淀区东升公社塔院大队的庄稼地,每年都种些小麦、稻子、玉米、高梁、蔬菜等农作物。大院坐北朝南,一进大门是一个圆形广场,正中央有一座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高大汉白玉雕像,这是文革期间建立的,直到改革开放后才被拆除。广场东侧是防化第一研究所办公楼兼科研楼,再往东是防化学兵部办公楼。紧挨着广场北侧有一个灯光球场,球场东侧是防化一所的四排平房,军人服务社就在最北侧平房的中端。那时大院共有十几栋宿舍楼,具体分布如下:大院正门的东西两侧为车库,东侧为大车库和修理班,西侧为小车库,当时防化学兵部配发的车辆有:一台苏联产吉姆牌小轿车,是张廼更部长的专车,两台波兰产华沙牌小轿车,两台苏联产伏尔加牌小轿车,几台北京吉普车,七八十年代还配发了两台上海牌小轿车,另外还有两台大轿车和几台解放牌大卡车。大院东门沿马路往北依次为1、2、3号楼,住的是防化一所和兵部的干部家属。3号楼北面有一排平房,是缝纫组的加工车间,平房隔一条马路是8号楼,8号楼东北侧是游泳池,紧邻东大门有洗澡堂、理发室和锅炉房,再往北是一所食堂和老幼儿园,大院中部并排为4、5号楼,这两栋都是筒子楼,4号楼南侧是兵部食堂和大礼堂,5号楼一、二层为门诊部,三、四层为单身

  宿舍。5号楼南侧是兵部所属的四排平房,住的是大院职工和家属。5号楼北侧隔着一片杨树林,依次为6、7号楼,7号楼北侧为新幼儿园,大院西侧是一片空地和花园,然后由南向北依次为9号楼(司令部干部和家属)、10号楼(政治部干部和家属)、11号楼(后勤部干部和家属)。3号楼与6号楼之间是一个大广场,平时在这里放映电影或搞一些文艺活动。兵部办公楼东侧为一排南北走向的平房,住的是警卫排、勤务排和司机班。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后,大院又陆续新建了一批住宅楼,其中有18楼(师级离休干部楼),15楼、16楼、22楼(军级离休干部楼)。原来的6号楼和7号楼是大院里条件最好的住宅楼,都是三居室和四居室,住的大部分都是军、师级干部和家属。

  对比起来,防化兵大院要比小西天一号大院小一些,但大院内只有一个单位和一个下属单位,显得少了一些喧闹和嘈杂,多了一些安静和舒适。

  我家是1969年底从小西天一号大院搬到这里来的,刚搬来时感到有些陌生和不习惯,不熟悉的环境,不熟悉的小朋友。当时很多干部和家属都下放到防化兵江西和总参河南五、七干校,还有的干部和家属去了新疆,剩余的干部都被派到地方参加“三支两军”活动,所以感觉大院里冷冷清清、死气沉沉,缺少生机和活力,那时很多房子都是空闲的,没有军人和家属居住。这样的环境对我们这些孩子来说多少会感到点孤独和寂寞。但这也仅仅是暂时现象,毕竟孩子们的适应能力都很强,尤其是经历过那个特殊年代的孩子就更有毅力和韧性了,其实没过多久我就与院里的小伙伴们相识和相知了。

  刚搬来时我上小学四年级,不知什么原因,那时的小学是五年制,后来才改为六年制,为此我就赶上了五年制。我们上学的地点是大院西门外有一所五道庙小学,名字土的掉渣,学校的环境和条件也有些寒酸,显得特别破旧。但我们并不以为然,不像现在的孩子讲究名牌学校。记得文革时因为学校的名字有“四旧”的含义,为此就改成了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名字,叫志新小学。据说,前几年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学校又与时俱进改头换面成了北医附小,这下名字有点高大上了,其实就是拉大旗作虎皮,主要是为了学校的名声和形象,吸引家长的注意,便于扩大生源。其实附近的老人都知道,这所学校早就与北京大学医学部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了。据说五道庙小学原址曾经是一座破庙,该校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成的,学校规模很小,几排小平房,一个小操场,其中的设施、设备都非常简陋,冬天教室里没有暖气,学生们轮流值日生炉子,生不好就得挨冻,那时用的都是煤球,是用煤粉和黄土混合自制的,非常难烧,弄不好火就灭了,因此挨冻是常有的事。

  我家从小西天搬来后,就住在7号楼2门303号,是一个四居室的大房子,面积很大,估计有100多平米,南北通透,四白落地,宽敞明亮,家具齐全,在当时是一个很不错的房子。其中有三间卧室,2个朝南,一个朝北,朝南的卧室还各带一个大阳台,房子中间的大卧室被当成了客厅和餐厅使用,另外厨房和卫生间也比较大,并且都是明卫明厨。那个年代的房子并没有专门设计客厅,大部分家庭都将一个卧室当做客厅,从这个房子的设计和结构,以及高度和面积看,一点都不亚于现在的商品房。

  在部队大院有一个好处,每个家庭都不需要购买家具,而是由部队统一配发,那个年代,市场上也没有卖家具的地方。普通老百姓需要家具也只能自己找木料,然后请木匠来家里打制。那时部队配发的家具很全,样样都有,比如:方桌、大床、小床、餐桌、椅子、三屉桌、二屉桌、衣架、衣柜等。文革后,开始时兴五斗橱、简易沙发和茶几,后来又有了一头沉和两头沉写字台,双开门和三开门大衣柜,以及书柜和组合家具等,当时这些家具部队里没有,要想添置,只能到家具店去买,记得那时北京唯一的家具厂就是北京市木材厂,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天坛家具厂,当时他家设计和生产的家具款式新颖,结实耐用,价格实惠,深受老百姓的喜爱。那个时候这些家具都属于紧俏商品,要提前拿号排队才能买到。

  记得七十年代中期,为了赶时髦,我母亲特意从中关村请了一位上海的老木匠师傅来家里打家具,年龄大约60多岁,平时他喜欢喝点白酒,每天中午和晚上都要喝上几杯,当时的白酒就是二锅头,几毛钱一瓶,非常便宜。有一次我把装着工业酒精的二锅头瓶子当成了二锅头酒给老人家喝了,当时并不知道拿错了,而老人家却喝的津津有味,喝完后也没有什么不良反应,还觉得挺好的。等到晚上我母亲回来后才知道搞错了,为此我非常后怕,担心老人会出问题,但第二天老人安然无恙的来到我家,这时我那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否则我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了。文革时期,部队大院也受到了冲击和影响,基本上与外面的环境和气氛是一样的,天天都在搞运动,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都被打乱了,完全处于一种无法无天的状态。以前戒备森严的办公大楼人们可以自由进出,地下室到处散落着防化兵专用的防毒面具和防护器材,孩子们穿在身上打闹玩耍,有的还拿回家去。

  那时我父亲在化工部支左,之后又被派往化工部河南五、七干校,大概每个月回来一次,记得他曾经从河南带回一个很大的西瓜,大概有十几斤重,非常甜,特好吃。每次过年时他还从那里买一些花炮回来,为此让我激动不已,心花怒放。当时大院里有很多家属没有固定工作,属于家庭妇女,这些家属大多都是从农村出来的,一无文化,二无技能,只能干一些简单的只动手少动脑的体力劳动,为了让她们有一些收入,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大院管理处帮她们成立了一个缝纫小组,购置了一些缝纫机和熨烫设备,并把三号楼北侧的平房改为加工生产车间,之后又从总后被服厂承接了一些军装加工订单,这样既解决了收入问题,又让她们有了一技之长,免得整天无事生非,影响团结。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爷爷,因我奶奶去世的早,所以很长时间他都是跟着我父亲住在北京,期间只回过二次东北,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老爷子身体倍棒,吃嘛嘛香,生活很有规律,早上五点钟起床,洗漱完毕后就用开水冲一个生鸡蛋或白糖水喝,每天一杯,坚持不断,那个年代一个农村老头就懂得养生了。90岁之前他什么毛病都没有,东北人喜欢喝点小酒,每顿饭都要喝上一小杯二锅头。那时我爷爷可为我们家每天能吃到新鲜蔬菜立下了汗马功劳,文革时北京蔬菜供应特别紧张,平时菜店里很难看到新鲜蔬菜,往常只有大白菜、土豆和萝卜。而且大部分家庭都是双职工,平常根本没有时间到菜店等候或排队。那个年头每个菜店一天只供应一车菜,而且还是马车送菜,数量和品种都有限,等菜来了功夫不大就卖完了,蔬菜大都是附近生产队种的。那时我爷爷闲的没事,每天吃完早饭就拿着小马扎坐在菜店门口等着,只要送菜的马车一到他就立马排在第一个,所以我们家平时就没缺过菜,西红柿、黄瓜、茄子、辣椒、扁豆、莴笋、芹菜样样都有,比起别人家那是幸福多了。平时我爷爷对我也特别好,经常给我点零花钱,虽然只有块八毛钱,但买个冰棍、糖果还是绰绰有余。后来我爷爷上厕所时不小心把腿摔坏了,从那时他就卧床不起了,看着挺可怜的,由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最后引发多器官衰竭,于1995年离开了我们,享年95岁,可谓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我们家刚搬到防化兵大院时小妹才一岁多,那时父母都上班没人照看,于是我家就雇了一个老保姆,那时当保姆的都是些年纪较大的老太太,根本没有年轻人。这个老太太的家在北京通州,年龄有五十多岁,每天的工作就是带孩子、打扫卫生、做饭等家务,工作量还是蛮大的,即便是年轻人也够累的。那时的保姆工资很低,每个月只有15元,后来涨到了27元。那时的保姆也是管吃管住,就跟我们家的一个成员一样,一起吃住,虽然她们挣的钱不多,但平时基本上没有什么开销,发的工资是可以攒下来的。当时保姆对我们很好,做饭也很好吃,什么米饭、面食、炒菜样样都会,算是行家里手,因为有她,我们根本不愁吃,并且要比别人家吃的好。我每天一有时间就看着保姆做饭,慢慢的也学会了很多东西,如今的包饺子、包包子、蒸米饭、蒸馒头,炒菜等我样样都会,为日后的成家立业,操持家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时能雇得起保姆的人家并不多,毕竟每个月要多支出一、二十元,一般家庭是负担不起的。

  来到新的环境我们照例玩着烟盒、瓷片、弹弓、弹球、铁环、陀螺、拔根等北京城最流行的土玩具,有关这些内容我已经在《小西天一号大院的童年记忆》中详细叙述过,这里就不再啰嗦了。我搬进大院一年之后就升入了中学,成为一名中学生和,那时我还戴过红袖标呢。我们大院离学院路很近,学院路两边坐落着全国著名的八大学院,其中有:北京政法学院、北京邮电学院、北京航空学院、北京医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北京矿业学院、北京石油学院。其中一些学院还附带有小学和中学,主要是为了解决学校教职员工子弟的上学问题。当时每所大学附属中学的规划设计都是一模一样的,包括:一栋教学楼,一栋宿舍楼,一个食堂,一个大操场。这些附中离我们大院都不是太远,最近的当属北医附中和钢院附中了,所以我们院的孩子基本上都进了这两所中学,另外还有一部分孩子上了附近的北京93中,由于93中的条件较差,一些孩子就给他编了一个顺口溜:“93中黑咕隆咚,破桌子破椅子破点灯”。我们那届的小学毕业生都分到了钢院附中,全称为北京钢铁学院附属中学,这所中学在八大学院附中的排名里只能算是中流水平,现已紧跟潮流,改名为北京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每年的寒暑假,为了丰富孩子们的假期文化生活,大院管理处都会安排2、3个军人与家委会的阿姨一起共同组织成立《青少年文化活动站》,然后购买一些书籍和娱乐用品供孩子们阅读和玩耍,当时还把小学生和中学生分开管理,按年龄组织不同类型的参观游览活动,比如:参观游览军事博物馆、动物园等。记得每年十月底或十一月初,大院外的菜店都会约定成俗的到院里卖冬储大白菜,专门为军人和家属服务,那时的大白菜是北方过冬的当家菜,每到此时,六号楼的大广场都会悬挂横幅,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全院的军人、家属和孩子们都被动员起来,有排队的,有搬菜的,有送菜的,就像过年一样,热火朝天、喜气洋洋,这已成为大院的一个景观,雷打不动、年年如此。你可别小看这大白菜,如果不买,冬天就得喝西北风了,那个年月,冬季很冷,除了白菜、土豆、萝卜,其他蔬菜连影都看不见。

  每次卖白菜时,最开心的还是孩子们,只看他们个个生龙活虎,你追我赶,每个人都拉着小推车,挨家挨户的去送菜,他们不怕冷、不怕累,干的很卖力,个个呼哧带喘、满头大汗,但谁也不叫苦不叫累,一点怨言都没有。那时的孩子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只会学雷锋,不会帅滑头,只会乐于助人,不会讲价索取。这些思想觉悟都是平时家长、老师教育的结果,更是雷锋叔叔影响的结果。那时的大白菜分三个等级,一级菜2分钱一斤,二级菜1.2分钱一斤,三级菜0.9分钱一斤。每家都会买个几百斤或上千斤,主要是看人口多少,人多就多买,人少就少买。大部分家庭都会买一级菜,因为一级菜个大、包心、好吃,也有一些家庭特意买二级菜或三级菜,这些家庭主要是东北人,买二级菜是为了腌制酸菜,为此每家都会准备几个大缸用来腌菜,其实腌制的过程非常简单,先是把大白菜洗静晾干,然后一层一层的码放在缸里,大约一周的时间,酸菜就可以吃了。上中学后,我很少去大院的理发室理发,这头发的事基本上就被我父亲全包了。那时候也不讲究是否好看,只要剪短了不是光头就行。为了随时打理头发,很多家庭都买了理发工具。

  记得那时的理发室非常特别,里面摆放着两三把特制的理发椅,又高又大又笨,活像一个太师椅,可以调节高低和角度,使用起来比较方便。那时大人们喜欢刮脸,理发师傅会用一把锋利的刀子,在一个皮条上来回摩擦,好似磨刀一样,然后在脸上涂上肥皂沫,只见师傅们手持快刀在脸上快速飞舞,左右开弓,不一会大片胡须就被刮了下来,刮完的脸面显得干干净净,利利索索,一点胡茬都没有了。当时的刮脸是一种类似按摩的享受,感觉非常舒服。现在的美容美发店都叫发廊了,其中还有按摩小姐和SPA服务,搞的不伦不类,乌七八糟。刮脸的手艺和技巧早就失传了,年轻帅气的美发师,很少有会刮脸的了。大院里有个洗澡堂,每周五下午和晚上,周六全天开放,但需要事先买好澡票,大概1—2毛钱一张。那时也有个别人在家里洗澡,但需要买一个大木盆或大铝盆,烧好一锅开水并兑些凉水倒在大盆里就可以洗了。我家也有一个大铝盆,但我很少在家里洗澡,感觉不太方便,也洗不干净。澡堂的水又大又好又热,冲起来非常痛快。每次洗澡我都和父亲一起去,这样我们就可以互相搓背,那时一周才洗一次澡,所以身上又脏又臭。那个年代搓澡是有些讲究的,并且还有要领,传统做法是把毛巾弄湿了拧干,然后裹在手上用力在背上使劲搓,这样就把角质和脏东西搓下来了,之后打上肥皂冲洗一下就完事了。那时的男浴室都有一个大池子,很多人喜欢在里面泡一泡,泡完后皮肤松软了,毛细孔打开了,这样就更好搓澡了。八十年代初,大院为每家每户安装了燃气热水器,是万家乐牌的,从此以后我就没去过澡堂。那种一丝不挂、毫无遮掩、面面相觑的场面再也看不到了,不过这些年如雨后春笋,应运而生的洗浴中心到是再现了当年洗澡堂的景象,但其中的装潢和硬件已经显得高大上了,可谓今

  非昔比,鸟枪换炮,服务项目也越来越多了,其中有:泡澡、搓澡、水疗、修脚、按摩、美食、娱乐等。那时买些生活用品,只能去附近的北太平庄百货商场或五道口百货商场,这两个商场距离防化兵大院既不太远,也不太近,去那里要么骑车,要么坐公交,对于我们这些孩子来说,一般情况下都是骑自行车去,当时这两个商场算是比较大的,东西比较齐全。后来家门口建了一个花园路百货商场,感觉就更方便了。部队大院的孩子还享受着一种特权,医疗关系随大人走,平时的头疼脑热就在大院门诊部看病,凡是大病急病和疑难杂症就去解放军301医院,传染病就去解放军302医院,那时我们很少去附近的北医三院看病。上中学后,我比较喜欢物理,自然也就成了一名无线电爱好者。每天放学后,我都会约上几个同学,一起琢磨着组装半导体收音机,那时的收音机较贵,大概要十几元一台,一般家庭是买不起的,虽然我们家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但我还是喜欢自己动手组装,这样可以学到无线电知识,还锻炼了动手能力,并且有一种成就感。为了组装收音机,我经常和同学一起骑自行车到平安里、西四的五金交电商店去购买无线电零件,比如: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中周、电位器、磁性天线、拉杆天线、开关、喇叭、耳机、变压器、电路板、焊锡、松香、机壳等,有时候我还会去更远的天桥市场去选购处理零件,因为那里的零件比较多也比较便宜。有时候为了省钱,我还自己

  动手制作电路板和收音机外壳,虽然做工有些粗糙,但毕竟是自力更生的产物,每每看到这些东西,我都格外的喜欢。制作电路板需要一点技术,首先要用毛笔蘸着油漆涂在画好的电路板上,等油漆干透后再将电路板放到装有三氯化铁的盒子中进行浸泡和腐蚀,大约十几分钟就制作好了,然后将电路板取出冲洗干净就可以使用了,其实操作起来也蛮简单的,比较容易学习和掌握。为了提高组装收音机的技术水平,我还专门订阅了一本《无线电》杂志,每月一期,期期不拉,从中学习无线电知识和技巧,我是从最简单的一极管收音机开始学起,然后是二极管、三极管、四极管、五极管,一直到六极管。管子越多,说明他的技术含量越高,质量也就最好。经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我的组装水平日益提高,基本上达到了驾轻就熟和炉火纯青的地步,那时我还用自己掌握的无线电技术帮助别人修理收音机,同时也为朋友组装收音机。此时我已经对无线电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完全陶醉于其中,有一种如醉如痴的感觉,无线电已经成为我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到我当兵去了,家里还有很多无线电零配件。

  我父亲喜欢打乒乓球,曾经是防化部的高手,在部机关的排名中名列前茅,经常参加各种比赛并拿过名次和奖励。为此我也跟着他学,那时只有办公楼四层有一张乒乓球台对外开放,平时来打乒乓球的人很多,大家只能排队等候,有时候为了打上乒乓球要等上一个小时,为了学习乒乓球技术,我和父亲经常来这里练球,后来因为打球的人太多,排队时间太长,不得已就放弃了,现在想起来还真有点可惜。我们大院有一个标准的灯光球场,为此很多孩子都喜欢打篮球,那时防化部的周村副部长也特别喜欢篮球运动,球场上经常能看到他的身影,在他的大力支持下,灯光球场得到了最好的修缮和维护,那时防化部每年都举办篮球比赛,参加的单位有:防化部机关,防化学校,第一研究所,防化团等。我父亲曾经是防化部机关篮球队的队员,算是一名主力队员,每到篮球比赛前夕,他们都会集中进行训练,有时还会请专业教练员进行指导,当时防化学校篮球队的实力最强,水平最高,队员们身高体壮,技术娴熟,与专业队的水平不相上下,几乎每年的冠军都被他们囊括,其次是防化团篮球队,他们都是现役士兵,体力好,速度快,投篮准,可以说是防化学校最有力的竞争者。大院每年一度的篮球比赛都会吸引军人和家属观看和助威,场面非常热闹,每当比赛激烈时,大家都会欣喜若狂,欢呼雀跃,呐喊助威。

  每年总参系统也会组织篮球比赛,总参政治部、作战部、情报部、通信部、动员部、气象局、测绘局、管理局等单位都会组队参加。每年的篮球比赛就像一次体育盛会,各个比赛场地都是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那时部队的篮球运动方兴未艾、如火如荼,成为一项最热门的体育项目,那时的十大军区(北京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武汉军区、兰州军区、成都军区,南京军区、福州军区、广州军区、昆明军区)都有自己的职业篮球队,包括师级以上单位也都有专业篮球队,竞技水平远远超过地方队和国家队,那时的八一篮球队完全替代了国家队,其中最著名的队员有:穆铁柱、吴欣水、匡鲁彬、郭永林、孙风武、阿的江等,他们都是那个年代的篮球明星,也是我们这些篮球爱好者崇拜的偶像。可以说,我们就是那个年代的追星族。正因如此,我也喜欢上了篮球,几乎每天放学后都会和同学们来到篮球场玩上一会,为此我还购买了专业球衣、球裤、球鞋和球袜,那时最有名的篮球鞋是回力牌和跃进牌,回力牌是上海产的,跃进牌是北京产的,但大家最喜欢的还是回力牌,其款式、材质、弹性都要好于跃进牌。那时回力牌在北京买不到,为了能得到这双鞋,只能有两个选择,一是托在上海的亲戚或朋友购买,一是让去上海出差的人购买,但这两种选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两种选择都难以实现的情况下,一些人也只能购买跃进牌球鞋了。

  大院里喜欢篮球的孩子很多,水平较高的有:石晓武、邵右民、李小飞等。我的水平一般,属于中等吧。每年暑假总参都会组织所属部队大院的中学生进行篮球比赛,当时防化兵大院学生篮球队可谓出类拔萃,远近闻名。每年比赛都能获得前三甲的好名次。我曾经也是篮球队的一员,但不是主力,算是个板凳队员,上场的次数不多,属于滥竽充数,只有当主力队员都被罚下时,我才有机会上场。中学时代,篮球运动一直是我最喜欢的项目之一,直到参军入伍,我仍然是连队的篮球队员。

  那时大院还经常组织军人和家属去首都体育馆观看篮球比赛,每次去大院都会安排乘坐大轿车前往,显得很有面子和身份。那段时间我们还经常去中央党校礼堂和总参三部礼堂看电影或演出,文革期间,中央党校被总参占用,里面住满了军人和家属。我们大院还有一个标准游泳池,每年夏季都对外开放,是军人家属和孩子们纳凉避暑的理想场所,也是孩子们玩水嬉戏的好地方。那时家里没有空调,每当烈日炎炎、酷暑难耐时,不论中午还是晚上,孩子们都会去那里玩耍。一会玩跳冰棍,一会玩扎猛子,一会玩打水仗,一些水性好的,还会玩潜泳,只见一个猛子扎到水里,人就不见了,不大会功夫,就从泳池的另一边冒了出来。有时候孩子们还会进行各种比赛,看谁游的快,看谁憋气长,看谁潜的深,水平高的孩子还会现身说法,当场教练。这里的孩子大部分都是自学成才的,很多是先从狗刨学起,然后逐步学习蛙泳、自由泳、仰泳、蝶泳,这样一步一步的提高,直到成为游泳高手。每当孩子们来到游泳池,都会兴高采烈、意气风发,每次都要玩到关门时才会依依不舍的回家。

  每年冬季游泳池就变成了溜冰场,聪明的孩子用木头和三角铁制作冰车,然后双腿跪在冰车上开始玩起追逐的游戏,你碰我,我撞你,好不热闹。那时我父亲有一双冰鞋,是花样刀的,我曾经穿着滑过一次,但感觉很害怕,摇摇晃晃,有些驾驭不了,为此就没敢再滑下去。父亲是黑龙江人,从小就喜欢滑冰,在冰场上驾驭自如,轻盈飘舞,就像一只飞翔的大燕,自由翱翔,展翅高飞。文革时期,7号楼北侧有一片空地,那时幼儿园还没有搬过来,大院管理处将这片空地开垦成菜地,当时住在7号楼的家庭,每户都分有一块,我家也不例外,为了种好蔬菜,院里还分了一些种子,于是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精心打理自家的小农田。我爷爷是农民出身,种地对他来说是行家里手,经验丰富,在他的带领和指导下,我们家的地里种了茄子、豆角、青椒、黄瓜、西红柿等,经过他的辛勤培育和耕作,眼看着小苗茁壮成长并开花结果,菜地里一派丰收的景象。不仅丰富了我们家的菜篮子,同时还让我们吃到了可口新鲜的蔬菜。我们自己种的蔬菜使用的都是有机肥,也就是人们俗称的粪便,那才叫绿色环保无污染。

  此事好景不长,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后,大院在这片菜地上建起了许多抗震棚,为了躲避地震的灾害和危险,住在7号楼的军人和家属都住在里面,记得住了很长时间,直到地震警报解除后我们才搬回楼里。后来抗震棚被拆除了,又在此建起了新的幼儿园,从此菜地再也没有了,自产的蔬菜也吃不到了。从1969年开始,为了防止苏联入侵中国,北京的各个单位和部队都响应毛主席:“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以及“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指示精神,号召广大工人、学生、军人和家属,利用大院和单位的现有场地开挖防空洞,为此大院在6号楼东侧的广场上挖了一个防空洞,大约深有2米,宽有1米,可以并行两个人,供军人和家属隐蔽之用,为了适应实战要求,大院还举行了几次防空演习,每当防空警报响起后,所有人都要按次序进入防空洞躲避。但自从防空洞建好后,我们就一直没有进去过,直到若干年后,由于年久失修,防空洞开始塌陷和渗水,最后就被彻底拆除了。其实这样的防空洞完全是在自欺欺人,如果真的遇到炮弹或导弹袭击,根本就是不堪一击。

  七十年代,大院礼堂经常放映内部电影,比如: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啊!海军》、《军阀》、《日本大海战》等,这些电影只允许现役军人观看,家属和孩子都不准入场,礼堂门口有卫兵把守,一般人根本进不去,当时我们非常好奇,所以就千方百计、绞尽脑汁的想办法进入礼堂,那时礼堂与食堂是相通的,一些孩子就从窗户进入食堂,然后再从食堂进入礼堂,进去后找个隐蔽的犄角旮旯躲起来,等电影开始了再趁着黑色偷偷溜出来观看,每次看完后这些孩子都会向其他小伙伴们吹嘘和炫耀。上中学后,我在大院学会了骑自行车,当时家里有一辆天津产飞鸽牌28型自行车,是男式带大梁的,从此往后这辆车就成了我家换煤气罐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成了我的本职工作。

  从小我就喜欢画画,可能有点这方面的天赋,特别喜欢画汽车和枪炮什么的,当时还临摹过马恩列斯毛的画像,画过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男主角杨子荣的剧照,感觉还不错,那时没有艺人指点,完全凭自己的悟性和感觉。正因为有了这个特长,我在小学、中学、大院、部队和单位时就一直负责写黑板报,并在班里长期担任美术课代表和宣传委员,如果当时有名师把腕,笔耕不辍,兴许未来还真能成为美术家。当时大院里有很多孩子学拉小提琴,有的拉的还很不错,但由于种种原因,大部分都半途而废了,真正成为专业小提琴手的只有我家邻居刘小青一人。

  记得那时的冰棍是3分和5分的,3分有红果和小豆的,5分有巧克力和奶油的,一盒冰棍有50根,卖冰棍的都是些年纪大的老太太,他们每人都有一辆自制的小推车,一大早就去冷冻厂批发冰棍,然后一盒一盒的装在车里,用厚厚的棉被盖上,目的是保温怕晒化了。那时的冰棍挺好吃的,我特别爱吃红果和巧克力的,有一次我和别人比赛吃冰棍,一次吃了50根。50根才1.5元,真是太便宜了。那时最有名的饮料是北冰洋和冰川汽水,北冰洋汽水是北京食品厂出的,每瓶2毛,在当时很受欢迎,也很畅销,经常出现脱销的情况。冰川汽水是1毛5分一瓶。该汽水厂就在我们大院的东南侧。改革开放后因受进口饮料可口可乐的冲击,这两个厂子都先后关门了,唯独北冰洋汽水,在消失多年后又重整旗鼓,重见天日,成为当今饮料市场的佼佼者,深受人们的喜爱,可谓难能可贵、厚积薄发。

  1991年,应该是我最快乐的一年,这一年的7月7日,我的宝贝女儿出生了。看着活波可爱的女儿心理别提有多高兴了。她是我们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寄托,更是我们的未来。7月7日是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北平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史称七七事变。

  更有趣的是,我和女儿同是北京钢院附中的校友,我是1977年高中毕业生,她是2009年高中毕业生,之间相差了32年。我1976年12月从大院参军入伍,那时很多孩子都参军去了,我们班一下子走了好多人,比如:高京聚、于晓波、马进、王平、张扬、盖曼茹等。那一年部队子弟当兵的特别多,大部分都是后门兵,为了逃避上山下乡和插队落户,部队的孩子都选择了当兵,这就是部队大院的优势和特权。其实我是可以留城的,根据当时的政策,家里只有一个男孩的可以予以照顾。当时母亲已经通过一个好友的关系,准备把我安排在北京牡丹电视机厂工作,为此父母几次征求我的意见,但我还是愿意当兵,于是我就踏上了去往唐山的列车,经过几个小时的颠簸,终于来到了日思夜想和梦寐以求的部队,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我们家在防化兵大院整整住了33年,从1969年到2002年,之后搬到了只有一路之隔的花园东路8号,也就是总参北极寺干休所。我在防化兵大院印象最深,接触最多的男同学有:马进、王平、于晓波、刘向宇、高京聚、刘广生等。印象最深的女同学有:王玉梅、盖曼茹等。那时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男女同学是有界限和距离的,并且不能随便搭讪和接触,平时见了面就跟不认识一样,如果那个男同学和女同学好上了,那就会被同学们嘲笑和讥讽,甚至还会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变迁,目前防化兵大院已经面目全非,旧貌换新颜了,原来的礼堂、游泳池、广场、篮球场和一些楼房、平房等都被相继拆除了,而后又建起了一批新楼房,自从我家搬到北极寺干休所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当年的同学早就各奔东西不知去向了,但也有个别同学还住在里面。如今这些同学也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都成了爷爷奶奶或老爷姥姥了,过着儿孙满堂,其乐融融的晚年生活。时光飞逝,白驹过隙,一晃离别大院都十四年了,但那时的印象和记忆还是相当的熟悉和清晰,好像永恒的宝石难以磨灭,但愿这些往事能唤起发小们的强烈共鸣,激发同学们的大院情怀,伴随着这些美好的回忆安度晚年,不虚此生。

  记得谁说过这样一段话:“人,往往急于成长,然后又哀叹失去的童年和过去,对未来焦虑不已,却又无视现在的幸福,既不活在当下,也不活在未来。人生短短几十年,不要在临死前才感叹自己仿佛从未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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